在年轻的时候，“性”这个字对我而言，是中央一套的背背佳广告，父母床头柜里的青岛双蝶，墙壁上的泳装挂历，廉价书摊上的“团长与军妓”。
往后，是《新华字典》所有带“阴”字的注释，《知音》封面大写加粗的“少妇”二字，《西游记》里的蜘蛛精，《红楼梦》里的“云雨”和“大动”。
无论如何，反正不是七年级上册的生物课本，老师含糊其辞地说要我们课下自行学习的那一章
或许因为此，直到念大学时，班里都还有男生以为，月经是蓝色的，毕竟“广告里是那么演的”
而英剧《性爱自修室》里的那群正值青春期的学生——
他们上生理卫生课，学习如何使用避孕套。
校长在大礼堂演讲，内容是卫生巾的意义。
少年做了春梦醒来，母亲说“恭喜”。少女去医院堕胎，竟然没有遭到任何白眼或唾弃。
少女躺在病床，医生例行问诊：“你现在有多少个伴侣，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

一战结束后，美国远征军中有40万人得过性病
二战爆发以后，每天有1.8万人因感染性病而丧失战斗力。但有一战做前车之鉴，教官从一开始便教导士兵：要么别做，要做就固定一个健康的对象。
军医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性病预防药包，里头包括说明书、避孕套、浸过皂液的擦拭纸和一管含30%甘汞、15%磺胺噻唑的药膏，以防万一。
连口粮配给箱里的火柴盒，都印着“警惕性病危害”的标语。
不仅如此，美军还要求按摩房、夜总会等与红十字会合作，接受检查与治疗。甚至在附近设立防疫站，使得数千名“从业”女性得以挣脱性病困扰。
于是，1944年，患病的二战军人从每日1.8万锐减至606，整体下降了30倍。
60年代，性解放运动爆发。
避孕套得到广泛普及，而不仅仅作为军用物资。美国教育厅拨款给各大学及州立学校，用于培训性教育教师，并开发相关研究生课程。
80年代艾滋病猖獗，世界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立时开展了性教育普及，并细化至州县。

但是在中国，解放前标榜进步的青年们，在解放后经过几轮整风后都变得十分保守。
1954年，由北京协和医院王文彬、赵志一、谭铭勋三位医生合作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书中附有男女器官在欢好状态时的剖面图。
可当1957年再版时，这些内容被删得一干二净，赵志一也因被诬指为“流氓学者”而自杀。
1971年，据一位知青回忆，军训期间，班长曾打过飞机，“记录在案的错误有一条：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裤裆一次。”
次年，教育部编写中学二年级《生理卫生》课本，编辑叶恭绍在编写某个下身器官时，“编写人员一起商量，竟有一半人反对写这一章。”
同年，《新华字典》不再收录任何与之相关的字眼。
1979年，安格尔夫妇到中国访问老一代作家，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怎么没写性呢？”一位年长的作家答，“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又问，“那你们中国生了这么多小孩，又是怎么一回事？”答曰：“我们像吃苦药一样做那件事！”
也是这一年，《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刊了一张[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拥吻的剧照，激起了一位叫“问英杰”的读者的愤怒，他写信质问编辑部：
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现在的中国人总以为，压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把无知当纯洁。可是在50年代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生在晚清的谭嗣同，希望有学者能致力于性教育，“绘图列说，毕尽无余”，使国人抛弃陈腐观念，认识到“性乃自然之事，毫无可羞丑之处”。
1929年，教育部要求初级中学教材必须教授学生“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
同年，学者张竞生在自己所著的《性史》中不断肯定，妇女是有“第三种水”的。直到1958年，德国女科专家格莱芬堡才通过科学手段证实这种现今性学专家仍在研究的雌性潮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