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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真正掌权的开始戴笠的走私王国建立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赓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部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音fēng读丰）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编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国民党的走私活动依赖于在敌后淳安的一个由20多个主要的进出口商人组成的复杂网络。1942—1943年期间，这些公司联合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由前杭州市长赵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诸多业务的汪烈炎任副主任。这个协会以联合企业的形式垄断了大米、大豆、桐油、猪鬃、松香、苎麻、毛竹和木材，以此与日本和汪伪特工机关组织的“岭南公司”（属日本梅花机关）、“吉记庄”（另一个日本特工机关）、“联成公司”（属汪伪政治保卫局）和“东南贸易公司”（属汪伪特工总部）勾结贸易，交换西药、棉布、卷烟、橡胶轮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 02
控制着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货运管理处是个军事单位，最终向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汇报。那么，负责稽查走私的政府机关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们劝告委员长以建立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蒋介石因此便在财政部下设立了一个有6万名雇员的“缉私署”，由戴笠本人领导。缉私署在国民党统治的各省设有缉私处，在它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这使戴笠在那段时间里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机构。在中国控制走私（除了由海关负责的关税征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实际上，戴的组织凭着它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不断增长的与敌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经营者只有在他们肯付费的情况下才获准参加进来。以至于到了1944年，人们估计戴笠的工资单上约有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然而，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最终给戴笠惹出麻烦的挑战，来自于蒋介石本人的亲属们。这些情况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来。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世良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林世良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后，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他让林世良“管理”那里的运输物资业务。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扮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蒋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结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后关进重庆的土桥监狱。戴笠的人还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赌等等劣迹。蒋获悉这些腐化行为之后，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枪决”。林世良不愿替孔家负罪，于是公开将走私阴谋归罪于孔令侃。孔令侃在父亲的怂恿下把此事整个闹到蒋夫人宋美龄那儿。这样，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家族一边，尤其是当相互疏远的宋家和孔家现在因共同的敌人戴笠而联合起来之时。除了判决林世良以外，蒋介石还指责戴笠因心怀不满和泄私愤而越权行事。于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并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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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抵制孔宋家族的办法戴笠被解除缉私署署长之职，被中国的盟国美国误解为是对军统过度行为的处理，其含义超过了表面现象。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戴笠被解职是由于以下几点：一是对高级官员的部下屡次擅自进行绑架、处决等，包括1942年秋天枪决中央信托储运处处长林世良。二是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的激烈争斗，其主要作用是对付“危险思想”领域；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戴笠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三是对戴笠及其“盖世太保”的抨击。蒋夫人在她的访美旅程中对这些抨击有所耳闻，因此她得出印象认为，“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而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然而，在控制缉私署方面败给行政当局，未能挫伤戴笠的整个运作机能。1943年7月，戴将军把税警办公室直接置于军委会之下，并把它改名为“别动队”，它的11个纵队分散在国统区的各个战区，奉命专门监视所有的地面运输。其次，戴笠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和通讯部门隶属于统一指挥之下，负责地面巡逻、地区监察站、邮电，甚至还有飞机通讯业务。同月，军事委员会的运输统制局检查局被改为军委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由戴笠的部下吉章简任中将处长。后来在1945年，交通巡查处的范围扩展到通讯和航空（原戴笠军统三处的业务），归邮航检查处领导，刘番任中将处长。戴笠抵制孔祥熙的另一个办法是在财政部内部扩展中美合作组织。1944年期间，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是黄荣华。在美国侨居了多年的黄荣华，同时也是中美合作所运输处的头目。他负责管理整个华南地区的活动，向前线游击队运送武器，并将从沦陷区傀儡公司那儿采购来的物资运送回来。到了1944年至1945年间，这些车辆的装载便完全在戴笠的控制之下，他实际上拥有财政部货物运输局局长的头衔。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领导直接了解甚至欣赏戴笠的走私王国，在日本投降时，这个王国已在战前的毒品贸易和战时美国的供给和运输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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